最近，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传举在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;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;中国海洋大学;上海海洋大学;中国水产学会主办的期刊《中国渔业经济》2024年3期刊发文章《禁渔决定主体的法律规定冲突分析及其解决》。
文章认为：禁渔对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、养护渔业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，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。然而，我国现行《渔业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长江保护法》和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关于禁渔决定主体的规定却不尽一致，这不仅阻碍了禁渔制度的有效实施，也导致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定罪问题存在极大争议。本文从立法目的、法律属性、规范性质和冲突处理规则等方面对上述规范间的适用关系进行梳理、分析和阐释。可知，在珍贵、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场域，要优先适用作为主体性特别规范的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；在长江流域范围内，要优先适用作为流域性特别规范的《长江保护法》；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虽然涉及禁渔规范决定主体的规定，但该规定与《渔业法》属于衔接性配套适用关系，且与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长江保护法》也存在衔接适用的可能，应优先适用《渔业法》等中的具体法律规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