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师范大学文化｜《史记》中的侠士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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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士是曾真实存在于古代社会的一个群体。他们勇略过人，不拘于世而又有着融入众生之间的世俗温情，期待被赏识。从《史记》中记载的侠士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对英雄的期待，也可以看到传统英雄的形象符号。请看——

李白著名诗篇《侠客行》，引朱亥、侯嬴二人之事，以气贯长虹之势滔滔而来，正所谓“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”，有此壮举，侠骨自当流芳千古。《史记》中有其人其事的记载与评论。太史公为侠士们立传，不吝笔墨，《史记》中饱含的侠肝义胆、正气凛然、悲壮决绝的侠士精神，正是中国式英雄的内质与表征。

从《史记》的叙述中，可见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侠士精神的限定。侠士精神，关联“义、德、忠、信”等宽泛的品性特征。曾国藩《求阙斋读书录》中说，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的侠士有三类：“布衣闾巷之侠，一也；有土卿相之富，二也；暴豪恣欲之徒，三也。”这是一种结合身份的侠士分类，《史记》中所呈现的大多为布衣之侠。在《史记》的叙述方式下，他们的特性不是简单局限于阶级和品性，其无奈与失落也在细节中展露。

在《史记》中，侠士的登场介绍是由出身开始的。大多数侠士来自市井，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中侯嬴的身份是较卑下的，“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大梁夷门监者”，而朱亥也不过是一介屠夫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的朱家和郭解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的荆轲、聂政等人，也大都来自民间，并非出身于贵族卿相。这些侠士虽出身低微，但都有其过人之处，印证了“高手在民间”的说法。这是中国式英雄书写的惯用模式，取材于历史，也为民众所喜闻乐见。

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中，朱亥、侯嬴被赏识，并非偶然。二人被魏公子所请之时就不是无名之辈。他们既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夫，亦非纸上谈兵的书生，而是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能力与魄力。侯嬴虽然身份低微，但声名在外，所谓“名”，是他被赏识的第一步，绝非一夜而就的虚名。朱亥在击杀晋鄙时使用的武器是袖中所怀的足足四十斤“铁椎”，且他善于使用这一武器，一举便能椎杀晋鄙，这将其神力刻画到极致，其异于常人处昭然可见。同样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的侠士亦皆有过人之处，如曹沫有勇力，专诸视死如归，豫让能改装易容忍辱负重，荆轲“沉深好书”、有勇有谋，田光“智深而勇沉”。

侠士行事往往有着相通的信条，“忠、信、仁、义”乃至“孝”等都是侠士品性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他们忠于所事之人，重义重承诺，无惧于死。他们坚守底线，时常表现出不同于凡俗的举动，不为世人所理解。比如，朱亥、侯嬴二人时有倨傲无礼之举，但二人皆不是争名夺利之徒，他们相互配合，各施所长，完成传世“双簧戏”。又如，荆轲嗜酒，常饮于市，酒酣而歌，举止疏狂。事实上，他们无礼荒诞的举止，正彰显出侠士群体的不拘于世、狂狷桀骜。正因为出身于民间市井，他们往往等待着被赏识，面临着被选择的无奈。他们是孤独的，于是以这种异于常人的行为释放自身感怀，这也正是侠士精神悲剧性的体现。

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但位高权重的政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侠士个体的“知己者”，而往往有求于侠士，不以身份阶级落差为意，请之以礼。这样的举动将其礼贤下士之名传于天下，使天下侠士入其彀中。此时的侠士，处于被动的状态。《左传》中有“锄麑触槐”一事，锄麑被晋灵公派去刺杀赵盾，但他发现赵盾是个忠臣，于是触槐而死。《左传》中借锄麑之口言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，不忠。弃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”锄麑未尝不知晋灵公无道，但所事之人并非他能随意选择的，失信于人有违其准则，最终只有以自我毁灭的极端方式化解忠信的矛盾。反观朱亥与侯嬴，所尽死而效命者为信陵君，此乃二人之幸也。在《史记》所记录与描述的时代，侠士总是面临忠、义、信等不能顾全的矛盾，这也体现了他们的无奈与悲哀。

这些狂狷的侠士，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？故事结尾惊人地相似，传奇的终结往往伴随着消亡的号音。本不容于世的侠士以高傲的姿态观望人间，却又忍不住参与世事，纵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最终，他们在最耀眼的一击之后，无论是功败垂成还是功成名就，都走向了悲壮决绝的结局，似乎这才足以与其相配，使其成为不朽。在那样一个遥远的时代，他们的故事与精神让人想起远古荒原上石器野性而沉重的敲击，短促但有力，在喧嚣纷乱的时代里熠熠生辉。

《史记》中所刻画的侠士形象，虽难免有同质化的倾向，但是，从《史记》的叙述中可见太史公对侠士精神的钦佩和赞誉。这些“草根”侠士，反映出民间对英雄的期待。正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，深藏于市井中的侠士，有着融入众生之间的世俗温情，又难掩其光芒，最终踏上“有为”的道路，这正是古代英雄传统的体现。

（来源：《语言文字报》公众号）